美国作家的《菊与刀》一书中，为我们充分展现了日本武士这一既熟悉又陌生的形象，然而，回顾中国历史，我们竟然会发现，两千年前，古老的春秋战国，有那么一个群体和日本武士却又有着醒目的相似之处，他们游历各国，寻找恩主，为了报恩不惜性命，然而由于历史原因，他们却过早的走向了衰落，变成了故事。

不知何时，美国女作家本尼迪克特写于二战时期以及二战结束初期的以剖析日本大和名族的书《菊与刀》，在中国大陆地区一时风靡，口耳相传大有洛阳纸贵之势，足可见我们的社会也亟待渴望对日本名族有一个客观的认知。然而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如今再以原书的理论来看当今之日本人，则往往有些南辕北辙了，毕竟战后麦克阿瑟对日本岛进行了基本可以说比较彻底的民主改革，所以书中所描述的一些日本人的特性已经不能用之当下。然而，纵观《菊与刀》中与我们一衣带水的大和名族，却发现其某些特征似乎与我们的春秋战国历史颇为相似。交战中的日本人与七国争霸的中国诸侯，各安其位的等级框架与礼仪春秋，明治维新与诸侯变法，武士的名誉维护与游侠食客的抱负等等，不一而足。或许是徐福五百童男童女东渡，将古老的华夏战国基因带到了扶桑？当然这个问题涉及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规模庞大不在此累赘。

一、天下共主无天下

从公园前722年开始，周天子可以说是赤裸裸的一条光杆司令了，其可控范围无外乎洛阳周边几十里，而诸侯们却越做越大，以至于后来尊王攘夷，楚王问鼎，直至七国争霸使得各诸侯在历史舞台发挥到了极致。而日本在七百余年的封建统治中，天皇也不过是个有名无实的傀儡，深居宫廷，受人管制。天皇下的臣民们最先效忠的，是他的封建领主大名，天皇则是个可有可无的摆设。如果那时候天皇与周王相见的话，一定会惺惺相惜，相见恨晚，难免发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

天下无共主的时代，一般就是有枪便为草头王的时代，公园前722年到公园前222年，这长达500年中，只有近一百年没有战争。而日本在室町时代爆发之应仁之乱后到安土桃山时代之间，亦是百年纷乱群雄割据，亦被称为战国时代。日本的战国时代，各地豪强称霸一方，形成势力，而其首领称为大名，等同与我们春秋战国的诸侯，两者都成为实际掌控天下各封地的人。不论是诸侯还是大名，都需要各类人才死士来效忠自己，建设自己的领地，发展势力以图在纷乱局势中生存，这种时候往往也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演绎到最完美的时候。于是，大名有了效忠与他的武士，而诸侯们，也招揽门客，以至于史记中出现了刺客列传，足可见当时游侠刺客在社会中的影响力。

二、游侠刺客与武士

在日本，每个武士都是家臣，其主人为大名，动乱的时候或者在主人需要的时候，这些武士随时会为主人和敌对势力干戈相见甚至抛洒热血付出生命。这与我们春秋战国时的游侠又是何其类似，不同之处在于，日本的幕府将武士逐渐变成了一个阶层，变成了一个固有的贵族，虽然是贵族中的最下层。以至于武士逐渐在日本历史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中国却不同，游侠刺客除了在战国时期辉煌一时之后，逐渐消逝在了历史尘埃之中，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贵族，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们，并未将游侠一类真正规划在统治阶级内部，而只是将其当为家臣，予以口食金银，唤之如牛如马。春申君给饭吃的时候，效忠春申君，春申君没落潦倒了，大家再去投奔龙阳君。等到后来秦一统天下的时候，这些游侠刺客也就没有了生存的土壤，彻底退出了历史。所以我们的历史上也就鲜见日本“四十七浪人”那种集体为主复仇，功成之后集体剖腹的充满情义忠义的武士故事。

战国侠客，更多体现的是知恩图报，知遇之恩，其对恩主的忠义丝毫不逊色与日本武士。晋国的豫让，早年潦倒落魄，后来被智伯信赖。然而不久之后赵王襄子联合韩魏一起灭了智伯，史记记载赵王“漆其头以为饮器”，一代枭雄沦落至此。逃到山中的豫让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仇而死，以报智伯。”于是豫让改名换姓，变成一个受过刑罚的奴隶进入赵襄子的宫中去打扫厕所，然而刺杀计划终被识破，赵王念其贤能忠义，遂将其放逐。豫让不为所动，再次易容，毁坏容貌，准备在赵王过往闹市之时行刺，如同之前的结果一样，依然功败垂成，于是赵襄子问豫让“你为何如此执迷不悟的为智伯复仇？他已经死了，而我也屡次放你，这次不容你再如此所为了”，豫回答说“智伯以国士待我，我因此要像国士那样报答他，忠臣有死名之义，希望您能让我在您的衣服上击打三刀，以示报仇，死而无憾了。”于是赵王从之，豫让在赵王的衣服上击了三下之后说“吾可以下报智伯也”，于是横剑自杀，赵国志士无不为之流泪。

豫让殉主百年后，卫国人荆轲一曲“风萧萧兮易水寒”将游侠这个群体再次在史书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史书记载，荆轲好读书击剑，先后游历卫齐，最终在燕国得到知遇。荆轲在燕国时，恰巧久在秦国为人质的燕太子丹逃回燕国，由于西受强秦的威胁，北又是蛮夷之地，所以无一日不如坐针毡，于是终于有了刺杀秦王嬴政的计划。太子心腹田光将荆轲引荐给了太子丹，随后田光自杀。田光临死时对荆轲说“希望你赶快去见太子，就说我已经死了，不会有人知道刺杀秦王的秘密”。

寒风瑟瑟的易水边，太子丹以及少数几个心腹，身着白衣白帽，为荆轲践行。过了易水就要上路入秦了，秦门一入深似海，从此阴阳相两隔。伴随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歌声，一行人渐行渐远，直至消失在了太子丹的视线中，西方落日的地平线，正是秦土。

太史公曰：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

国女作家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中对武士的描述，以及其对报恩的重视，名誉的维护，以及所遇道德的困境，不禁让笔者想起了同样处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刺客游侠。虽然两者之间有着本自不同名族不同文化的差异，但是细细品觉，日本武士与中国侠客之间穿越时间空间的某种相似，不得不令人幡然所悟。而由于历史机缘，日本武士直到近代才开始转型，退出历史舞台，而其武士道精神却影响了整个日本近代史，引发了残酷的战争。中国的侠客，却在天下大统之后过早的走向了衰亡，或融于下层社会，而没有像日本武士一样变成一个阶级，此后的平民百姓，虽偶尔也有肝胆热血之人，不过也如人所讲： “仗义每多屠狗辈”了。侠客则彻彻底底消逝在了历史尘埃之中，变为街头巷尾千年来津津乐道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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