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条新闻：重庆某居民在饭店举办的生日宴上，自带自配药酒在席间饮用。但没想到，宴席散后，

15人中有5人死亡，还有5人正在被抢救。经当地公安、食药监等职能部门初步调查认定，悲剧系自配药酒导致中毒引起。

喝酒为助兴，喝药酒更有保健之意，但谁曾想到，喝下的保健酒，竟成夺命汤。这真是悲剧。

药酒成毒酒，这不是个案，事实上，类似事故已经常见诸报道。

想想那些摆在家中客厅或酒店大堂的私酿药酒，不禁让人头皮发麻：那些被认为可以壮阳补肾、滋阴活血的药酒，其中危害，到底有多少人了解？

药酒配制有历史传统

中国人爱喝药酒，是有历史传统的。据宛玉祥等发表在《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上》的文章《药酒现存问题与建议》所述，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药酒”是殷商时期的萞。萞是以黑黍为酿酒原粮，加入郁金香酿成的。

《素问·汤液醪糟论》云，“自古圣人之作汤液醪糟，以为备耳”。“邪气至时，服之完全”。这就是说，古人就有为治疗疾病而酿造的药酒。

东汉张仲景的《金匮要略》也提到红蓝花酒与麻黄醇酒汤，所指皆为能医治疾病的药酒。

东汉张仲景的《金匮要略》也提到红蓝花酒与麻黄醇酒汤，所指皆为能医治疾病的药酒。

药酒在唐宋时期得到大发展，当时已经有医书指出，药酒在配方数目、用药水平与应用范围等，都做了严格限制。譬如《太平圣惠方》就记载了

22个配方，用药超过十味的有13个，单味方有4个，说明当时制药要求已经有了一定的标准。

而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则全面论述了药酒的服法，“春夏四五日，秋冬七八日，皆以味足为度，去渣服酒，大诸冬宜服酒、至立春宜停。”

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本着“辑其简要者，已被参考，药品多者，不能尽录”的原则，辑药酒

69种，使药酒的制备水平达到了新高度。

此后，后人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对药酒有了更深入的研究，总的趋势是，药酒制备的精细化程度越来越高。到了现代，国家甚至发布药酒制作技术规范，以保证药酒生产的质量。

不过，由于长期的药酒文化流传，与相对较低的制酒门槛，普通民众自制药酒的现象，也从不少见，由此酿成悲剧几多。

制作、饮用药酒有诸多禁忌

药酒虽有保健功能，但制备也得遵循相应规范。所谓“是药三分毒”，药酒是药不是酒，制作、饮用不当就会对人体造成伤害。

查阅相关论文资料，制作、饮用药酒有很多禁忌。

譬如在饮用量上，有专家指出，少量饮用可以舒筋活血，有益健康，但长期大量服用却可能损害心肝肾以及神经系统。何况，大量摄取酒精，对身体本来就没好处。

喝药酒还因人而异。北京同济医院院长吴大真就指出：

一些患肝炎、肝硬化、癫痫、心脏功能不全的人不能饮用药酒。而所谓“药酒可以滋补助性”，也只是谬种流传，因为并没有哪项研究曾经指出这一点，健康的年轻人没有必要引用要药酒。

最重要的一点，可能也是导致此次重庆药酒饮用事故的根源是，不少自制药酒者，遵循自由心证，随意搭配药酒材料，导致饮用之后中毒。

有医生从药理学分析：

“中医学有‘十八反，十九归’的配药禁忌”，比如将性质相克的蝎子和鹿茸血配在一起，就违背了相关配制原则；没去爪和尾部的蝎子和泡前没有经过处理的蛇，都存在副作用和卫生问题；未经科学焙干的鹿鞭以及泡的时间过长，都会埋下中毒的隐患。

但事实上，很多民间自制药酒者，并不了解这些基本的药酒配制知识。而一些饭店在向顾客兜售自制药酒时，也往往略过禁忌人群与剂量，盲目向顾客推荐，给其造成健康隐患。

事实上，中华医学会

2011年发布的《中医养生保健技术规范药酒》，也从药酒原料的取用、配制方法、使用方法、存放保管以及相关禁忌等方面对药酒做出了说明。

这个规范事无巨细，除了药酒公司，恐怕很少有人会遵循该规范制酒。但若非如此，风险也就由此滋生。

别盲目听信“土方子”跟“江湖郎中”

药酒，当然算是中华传统饮食文化之一种。若其保健功能得到发扬，对国人健康自有好处。

可惜的是，长期以来，由于民间对药酒存在过于浪漫化的想象，对其功用及危害未有完整认知，由此导致不少生命悲剧。

不少民间的“土方子”与所谓“郎中”，打着中医的旗号制作、推介自制药酒，但他们的依据，往往只是基于个体的经验与自我推理，而没有系统药理学的指导。至于效果的好坏，自然只能碰运气。但这显然是危险的。

此次发生在重庆的这起药酒悲剧，或许能给民间的药酒配制与饮用爱好者提一个醒：私自配制药酒者，真别打把自己当尝遍百草的神农氏，若有不慎，非但没法补肾，还可能丧命。

当正规市场上的药酒其药效与安全性都备受质疑的情况下，那些“土方子”与“江湖郎中”，又怎么可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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